《墨雨云间》和短剧时代：更粗糙，更前卫，还是更保守？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陈璧君记者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从《宫锁心玉》到《延禧攻略》，再到今年的《墨雨云间》，集导演、编剧和制片人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于正在十几年间打造了多部古装爆剧。其中，《延禧攻略》被不少媒体从业者视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爽剧。这几年里，于正也逐渐找到了爆款爽剧的制作要义，即简化故事背景，提高叙事密度，强化情节反转，以实现观众的爽感为首要目标，确保主角的“打怪升级”过程既刺激又安全。

《墨雨云间》改编自网文，最大特点也是节奏快、爽点密集。它是一个标准的女性复仇故事：淮乡县令之女薛芳菲原本和丈夫沈玉容伉俪情深，却遭长公主婉宁横刀夺爱，沈玉容受婉宁所迫，谋杀薛芳菲并为其扣上“通奸”之名。薛芳菲意外获救，目睹恩人姜相国千金姜梨含冤去世，决意顶替姜梨身份回京，为自己和姜梨报仇雪恨。中途，她得知父亲和弟弟都含冤待救，家乡百姓亦受恶官之苦，便决心为亲人和身后百姓讨回公道。

《墨雨云间》和短剧时代：更粗糙，更前卫，还是更保守？ — 《墨雨云间》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薛芳菲的复仇之路，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古代女性的自我成长和追寻意义之路，“大女主”的设定也引导着观众以现代女性的价值观念悦纳这位肩担大义的复仇者。不过，《墨雨云间》的核心矛盾动摇着“大女主”的根基，女性复仇的叙事主线和王朝正义的隐含立场，在以“爽”为基准的短剧化制作过程中产生了冲突。要成功复仇，就得洗清污名，要洗清污名，光靠自己的力量不够，还得通过层层权力“借力打力”。名节之所以关乎存亡，是因为它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同，如果女性的名节必得由皇权加冕，那么“大女主”复仇皮囊之下的保守主义倾向就值得进一步反思了。

从爽文到短剧，“快手菜”如何影响影视生态

将网文改编为影视剧是一个跨媒介的生产工作。在“短视频热”出现以后，影视剧，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长剧，更是面临着严峻的受众分流考验。如果说以前的古装剧作主张“文火慢炖”，对背景铺陈、草蛇灰线、史实史观乃至服化道的精细度都颇为重视，那么在当下，对习惯了“几分钟看完XX”的观众来说，能否在几十分钟一集的时间内看得开心，产生强烈的追剧欲望，直接关乎长剧的成败。

《庆余年》和《墨雨云间》都是大IP长视频剧作，它们的热播似乎也说明，“短剧热”尚未吞并长视频赛道。编剧们扬长避短，利用长视频的IP效应和定播热度进行持续宣传，同时吸收短剧做法，将爽剧题材的类型化（如穿越、复仇、悬疑、科幻等）发展到作品内部结构的类型化，前面所说的叙事密度、情节反转等，往往共享着一套可以复制的模式和方法。这不仅充分实现了长剧的商业价值，客观上也变革了当下影视剧的创作思维。如果把影视制作类比为菜肴烹饪，短剧无异于是最契合当下中国宝宝精神状态的“快手菜”。它更加粗糙，也更加高效，制作工序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固定参数，只要点开播放键，便能收获一份有模有样、尚可果腹的视听简餐。

把快手菜做得简单、营养、好吃，正是《墨雨云间》的决胜点。抓住观众的爽点，就好似厨子抓住了食客的胃。不少观众戏称看《墨雨云间》的体验堪比“吃辣条”，就是因为它充分吸纳了短剧的精髓。故事开头设定就颇受网友喜爱，薛芳菲和姜梨同是天涯沦落人，顶替身份后，“一个人报两份仇”简直是爽上加爽。很多观众看完第一集就直呼痛快，传统长剧要花好几集慢慢道来的故事背景和人物矛盾，本剧用短短五十分钟就做到了，接下来就是爽点云集的复仇和逆袭。

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在网文创作过程中很常见，在《墨雨云间》播放期间，观众的爽点也体现在和剧方的互动中。已经拍好的电视剧大结局是开放性悲剧，随着话题度和播放量节节攀升，观众对喜剧收尾的呼声愈盛，于正赶在大结局播出前召集原班人马，拍了一段几分钟的“番外”，讲述男女主角团圆美满的婚后生活，以弥补结局里男主身陷沙场、女主枯坐青灯的悲情色彩。在微博和小红书平台上，于正向网友强调，他现在和以后的作品一定都是“HE”（happy ending）。

爽剧的语义系统：女性复仇和王朝正义缺一不可

总体而言，全剧的爽点集中在前四分之三处，薛芳菲作为绝对的主角，所走每一步虽危机四伏，却靠智慧和人格魅力一一化解，另有良人萧蘅为其保驾护航。但到后四分之一处，婉宁公主身后的力量浮出水面，因为她倚赖的是哥哥成王，而成王意图政变篡位，所以情节就转向颇为正统的皇权争夺，一切变成了“男人之间的事”。此时薛芳菲虽还在和前夫沈玉容拉扯过招，她的个人智谋已属于小打小闹，皇帝、官员和篡位者粉墨登场，成为终局主角。

为了实现超高剧情容量、超多情节反转的叙事效率，编剧简化了人物关系和性格塑造，提供了一个“敌恶我善”、正恶分明的脸谱公式，诠释了何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认为，按照财产地位分配道德和颜值是国产影视剧最为封建的体现，而笔者认为，《墨雨云间》同样落入了窠臼。我们看到，正反两派角色和他们的政权立场完全对应，薛芳菲和姜梨都出身忠臣之家，一路为薛芳菲保驾护航、与她相恋的萧蘅也是忠义二代。“歹毒前夫”沈玉容身为皇帝的重要文官，却在最后时刻主动投奔成王助其篡位，这样的选择如果不是放在“敌恶我善”的框架里，怎么看都有情节生硬之嫌。上述主要角色的设定都暴露出善恶观念与人性的单薄。

次要女性角色的命运和结局也高度悲情化、同质化。女性主义理论者苏珊·波尔多谈到，女性的身体在图像消费中是非自然的产物，深深受制于社会文化的阐释和描述。在本剧中，为了保障和增强女主报仇雪恨的爽点，情节张力大都通过反复征用其他女性的身体来实现。例如姜家二姐妹，被设定为颜值次于薛芳菲，且一个为求名分而自愿失贞，一个为陷害薛芳菲不惜自伤身体。编剧通过对她们身体的荒诞处置和自我物化，来衬托薛芳菲的身心不渝。再如贴身丫鬟桐儿在大结局前突兀中刀而死，善良的风尘女子琼枝被县令凌辱而死，似乎必须凄惨可怜、含冤赴死，小人物才“死得其所”，不枉女演员在剧中抛头露面的价值。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色是哑婆。作为薛芳菲父亲县治下的普通百姓，她感念薛县令的恩惠，在薛县令被恶官陷害后欲为其报仇。此举如蚍蜉撼大树，为体现其英勇不阿，编剧突出了哑婆的惨死，她的结局是被恶犬活活分食。此处的问题在于，将暴力血腥诉诸音效，虽规避了视觉刺激，但这样的情境在影视美学层面是否有必要？和前文所说的身体征用不同，哑婆扮相朴素衰老，难以催发香消玉殒的悲情。那么，引导观众想象一个被围猎撕扯的老妇，究竟是借此激活当代人心中久已失传的忠诚道德，或累赘论证薛芳菲新仇旧恨一起报的正当性，还是只为提供一块弃之可惜而又转瞬即逝的身体消费图景？

更令人生疑的是，“伸冤”情节在女性复仇过程中多次出现，薛芳菲既要为自己，又要为亲人、朋友、姜梨、乡邻百姓伸冤，但伸冤的核心是将“公道”的评判权寄予一个高于一切、颠扑不破的判官形象。如果说政治清明、皇上英明才是薛芳菲得以平冤昭雪的根基，那么女性复仇终究还是王朝神话下的花拳绣腿。可以说，全剧前半部分的女性复仇逻辑在最后被王朝正义逻辑统摄，“权力至上”使“大女主”人设定位遭遇了挑战。

与之相对，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结尾几集婉宁靠她超逸出善恶框架的复杂性情，迎来了自己的角色高光和观众的喜爱。很多观众原本厌恶婉宁，最后却很同情她的可怜身世和畸形爱恨，婉宁的扮演者李梦也获得了较高人气。相比起薛芳菲担当大义的击鼓鸣冤，婉宁的行为皆出自对沈玉容的狂恋。她为了除掉薛芳菲、霸占沈玉容而勾结成王，毫无顾忌地站在了皇权的对立面，打破了皇权至上的爽剧语义系统，在不少观众眼中，虽然婉宁是“恶女”，反倒显得快意情仇。

女性的“名与实”焦虑，在类型化叙述中更为严重

在类型化的短剧叙述节奏里，正反两派人物的矛盾都围绕女性失节的话题展开。在针对名节的一轮轮构陷和澄清中，女性的“名与实”焦虑从未被化解，每个女性都紧攥着名节，将其视为自身存在的首要依凭，毋宁说这份焦虑达到了鱼死网破、必争胜负的程度。

“名与实”的焦虑即身份问题，其核心是人的自我认同。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谈论现代主体时指出，人的“认同”（identity）构成了“自我”。“我是谁”这个问题，对应着如何理解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而我们的认同部分地由他人的承认构成。在封建社会，女性的自我认同深刻受制于等级尊卑制度，很多影视剧着意描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就是基于这个“承认的政治”，得不到家庭与社会承认的女性，往往背负着心灵创伤和自我仇恨。

很显然，《墨雨云间》刻画了很多不被封建体制承认的女性，但对她们扭曲人格的呈现并不是潜入特定文化肌理的“深描”，而更接近于对各种女性恶的表象展览。在权斗的话语系统里，观众难以生发真正的共情，而更乐于看到“好女人”战胜“坏女人”，获得名正言顺的加冠。看似独立坚韧的薛芳菲也没有发展出超越皇权意识的自我认同，尽管对于长辈、朋友、平民和奴仆，她的行事秉持平等主义，但一旦触及复仇的核心，她就无法脱离“公道”的规约，甚至以此对周围人展开说教。

女性的“名与实”焦虑，在以往的宫廷剧、女频网文及其改编中还没有这么严峻。以于正的较早期古偶作品《宫锁心玉》为例，该剧尚未追求短剧的类型结构，仍然在传统言情的体系中讲述穿越到封建王朝后女主晴川的心理变化。和四阿哥、八阿哥的感情纠葛使晴川慢慢进入到深宫大院的文化政治中，但她的思想并未对王道正统全盘接受。八阿哥是历史上的政斗输家，他们的爱情没有因后续王室之争而变质，可以说晴川的感情和价值观的正当性，与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律是互相独立的两个语义系统。

和《墨雨云间》同样涉及主角真假身份问题的宫廷剧《还珠格格》里，小燕子的身份看似至关重要、决定她的生死存亡，但反套路的、情感至上的游戏式宫廷生活却打乱了君臣父子之纲。在任何时候，小燕子都不会如薛芳菲般誓死捍卫自己的名节，她关心的是自由的人生和饱满的爱恋何以在保全性命的前提下不受折损。小燕子的张扬与反抗，印刻出了酷似泰勒所谓“本真性”的现代人理想，当观众为小燕子的欢喜悲酸动容，感动的就不是内嵌于清朝秩序的旧时代格格身份，而是在自身之内发现的、独有的情感道德声音。

短剧的类型化叙述思路，情节与人性“有详必有略”的博弈，使本就缺乏深思的女性复仇故事落入了最为保守的观念圈套。或许，这也是“大女主”薛芳菲形象的最大败笔——用加固名节的方式洗清污名，是为堡垒森严的王朝高墙添砖加瓦。